我直覺上認為，那個董源的款是後人加上的，但我們不能弄清董源的變化，現在還有很多疑問。

蘇貞昌召開「物價及金融穩定議題討論會議」，免徵進口玉米、黃豆、小麥營業稅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指出，蘇貞昌今天召開「物價及金融穩定議題討論會議」，聽取國發會、經濟部、農委會、財政部、金管會、央行等部會報告。羅秉成指出，為穩定民生物價、減輕民生餐飲業者營運負擔，蘇貞昌做出以下因應措施，施行期間從2月7日起到今年4月30日止。

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另外歐盟環境、海洋及漁業專員辛克維丘斯（Virginijus Sinkevičius）表示這件事是「比斯開灣的不幸事件」，他也指出，歐盟委員會將「立刻採取行動」，同時也正向漁區的政府當局以及馬吉瑞斯號的假定船旗國進行調查，以取得這件事的詳細訊息與證據。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中央社）法國大西洋沿岸近日出現超過10萬條死魚，密密麻麻宛如海面上的魚屍地毯。《路透社》報導指出，代表馬吉瑞斯號（FV Margiris）船主的漁業組織PFA表示，由於發生罕見的拖網破裂才導致此事件，但環保團體「海洋守護者」（Sea Shephard）予以反駁，指控漁船非法棄置超過10萬條不需要的魚。

2021年的《CNN》報導中，便引述科學家的說法，指出拖網捕撈就像以推土機剷平魚群的海底棲地。延伸閱讀： 東加海底火山爆發引起漏油：174公頃區域受影響，祕魯政府發布環境緊急命令 「猿」來如此。但是因為論文寫作我必須要把它翻譯成英文，仔細弄懂每個字詞的意義、修辭、設身處地的將文字和歷史背景結合起來，而讀到僻山的蘇鐸（他的後代方才帶我去逛過他們的村子）講述父親在遙遠的福州城被拘留、交代兒子變賣家財卻失敗、遭受夾棍之刑卻仍不肯讓子孫併入軍戶，乃至於傷重身死的冤屈，一時間讓五百多年後的我感傷起來。

這些從民間或地方收藏單位保留下來的歷史文獻，包括族譜、契約、帳簿、碑刻、儀式文書、訴訟文書、各式簿冊等等，擴展了學者觀察過去的管道。由於有其他蘇家人被拘留，作為核心人物的蘇鐸父親應該是族長的角色。更有甚者，這些分散的案例圍繞著一致性很高的主題，背後不僅呼應重要的歷史辯論，並且重新以歷史材料檢討了社會科學的問題。而本書相當於是將這兩本書的主題合而為一。

這方面容易被讀者視作理所當然，而忽略其中所下的功夫。然而也有一批人如作者所說成為逃兵，或者只是純粹應役而沒有太多故事，或者是眾多絕戶的家庭之一。

以往利用的會典、則例、實錄、文集等材料，展現的是上層的決策結果，而從地方文獻當中，則可以看到基層社會對這些決策的因應。為了防止分戶逃役，因此有軍戶不得分戶的原則。文：李仁淵 受眾觀點的制度史與地方文獻 《被統治的藝術》這本書的取向可以說是呼應了近年制度史研究的潮流。對於明代的衛所與軍戶，同樣有著很長的研究傳統，近年來也由此視角的轉移讓我們對制度與社會間的互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註1】。

宋怡明教授的取徑來自他的老師科大衛（David Faure）與鄭振滿，他們從八○年代末開始、經常被標誌為「華南學派」或「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明清史的研究上拓展了許多新的課題【註2】。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的這些資料，比較大比例是出自於成功者的手筆，他們在應付國家的過程中取得較好的成果。討論制度的影響，以及自下而上的制度變化，這樣的受眾視角之所以可能成立，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地方文獻的挖掘與應用。如同作者也說明，軍官留存下來的族譜、族譜中涉及軍役的部分，在比例上要超過數目更多的一般士兵。

族譜在重新編纂之時，往往又收錄舊譜的文字，猶如層層累積的家族檔案，因而類似的文字紀錄得以流傳至今。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留存下來的材料的確帶給我們許多有血肉的故事

宋怡明教授的第一本專書著作《實踐親屬：帝制中國晚期的宗族與繼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改寫自他的博士論文，即利用大量的族譜與其他田野資料討論明清時期福州地區的宗族組織，而第二本專書《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則是探討冷戰時期戰地政務下的金門地方社會【註3】。而本書相當於是將這兩本書的主題合而為一。

但是因為論文寫作我必須要把它翻譯成英文，仔細弄懂每個字詞的意義、修辭、設身處地的將文字和歷史背景結合起來，而讀到僻山的蘇鐸（他的後代方才帶我去逛過他們的村子）講述父親在遙遠的福州城被拘留、交代兒子變賣家財卻失敗、遭受夾棍之刑卻仍不肯讓子孫併入軍戶，乃至於傷重身死的冤屈，一時間讓五百多年後的我感傷起來。而近來的制度史，不少注重的是制度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對不同人群的施行與影響，乃至從受眾的視角討論人們如何理解制度、如何順應或利用制度，甚至如何改造制度。為了防止分戶逃役，因此有軍戶不得分戶的原則。這些從民間或地方收藏單位保留下來的歷史文獻，包括族譜、契約、帳簿、碑刻、儀式文書、訴訟文書、各式簿冊等等，擴展了學者觀察過去的管道。族譜在重新編纂之時，往往又收錄舊譜的文字，猶如層層累積的家族檔案，因而類似的文字紀錄得以流傳至今。要探索他們的故事需要難度更高的史料與理論的配合。

地方文獻產生的背景不一，大部分不是為了留下戲劇化的故事，並且時常牽涉到當時的制度背景乃至於地方知識，因此解讀地方文獻需要一定的功力，方能將歷史中的人物境遇一一展開。更有甚者，這些分散的案例圍繞著一致性很高的主題，背後不僅呼應重要的歷史辯論，並且重新以歷史材料檢討了社會科學的問題。

由於有其他蘇家人被拘留，作為核心人物的蘇鐸父親應該是族長的角色。這些協商的結果由於會影響到接下來數個世代，在家族至關重要。

如開頭蘇鐸的訴狀，起初應是家族中收藏的重要文獻，而在某次修譜時被抄錄進去。因此當族譜編纂時，與此相關的材料有很大的機會被收錄在族譜當中。

當家庭繁衍到第二、三代，由誰繼承這項義務變成這個群體不得不解決的問題。以往制度史研究比較專注在制度的創始、設計與演變，主要從施政者的視角來討論。以往利用的會典、則例、實錄、文集等材料，展現的是上層的決策結果，而從地方文獻當中，則可以看到基層社會對這些決策的因應。成功者的故事被強調出來時，不可忽略的有一批人沒有太好的策略（當然逃離也是一種並不可恥且有效的策略），他們並沒有累積足夠分配的財產，還沒學會種種操作文字的技巧。

如果曾用過地方文獻做研究的學者，必定知道要從中找到好的案例，眼光、耐心與運氣缺一不可。從他寧死不肯被納入軍戶的決定，可知軍戶的身分影響之大。

另外一種不是為了處理軍役事宜，但其內容揭示了軍役影響下的結果。然而也有一批人如作者所說成為逃兵，或者只是純粹應役而沒有太多故事，或者是眾多絕戶的家庭之一。

大體上來說，本書討論的地方文獻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直接處理軍役相關事宜的文獻，這樣的文獻通常是留存下來作為憑證。

雖然說故事可以讓讀者感同身受，但歷史研究也不只是說故事而已。《被統治的藝術》的一大特色就是使用了判牘與大量的地方文獻，特別是族譜，以及抄集在族譜中的契約等資料。這方面容易被讀者視作理所當然，而忽略其中所下的功夫。族譜在軍戶研究中特別重要，是因為在制度設計底下，同戶男丁承繼的原則讓軍役與父系繼嗣結構密切相關。

我記得當我在柏源村的族譜中看到蘇鐸的訴狀時，由於相似的故事不少，我只覺得是個可以用來討論的案例。這些決定與掙扎在正式的官方史料中可能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但在五百年多年前卻是改變他們家族命運的大事。

對於明代的衛所與軍戶，同樣有著很長的研究傳統，近年來也由此視角的轉移讓我們對制度與社會間的互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註1】。近年來對地方訴訟與里甲賦役等研究，都在這些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如同作者也說明，軍官留存下來的族譜、族譜中涉及軍役的部分，在比例上要超過數目更多的一般士兵。文：李仁淵 受眾觀點的制度史與地方文獻 《被統治的藝術》這本書的取向可以說是呼應了近年制度史研究的潮流。